6月21日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。会上教育部长陈宝生发话：中国教育“玩命的中学、快乐的大学”现象应该扭转，对中小学生要有效“减负”，对大学生要合理“增负”，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。
报道里是这样形容大学生的“拖延症”的：通识课不愿上，选修课不想上，专业课坐在教室刷手机；翘课成习惯，活动不参加，整日宅在宿舍，能点外卖就绝不去食堂；交作业、写论文，不挨到最后一晚不动笔，复制粘贴、东拼西凑、应付了事……这的确是大多数大学生的普遍生存状况，实际上，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，大学里就已经是这样了，这些年来电脑的广泛使用、游戏的兴起、外卖的盛行，更为“混日子”填充了不一样的色彩。大学四年很快就会过去，而考试前临时抱佛脚，毕业论文随便写写，大部分都能顺利毕业。此前，首都经贸大学刘颖教授发帖赞同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，并不是认为学生担子太重或论文无用，而是带着一点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意思——— 这样拼拼凑凑“水”出来的论文，已经沦为走过场，失去了原本的意义，还不如取消了，大家都轻松。
和国外大学的“宽进严出”不同，中国的大学是典型的“严进宽出”，挤过了高考这条独木桥，上了大学的人，除非严重挂科、严重违规或自动退学，基本都是可以毕业的，真正因为学业不精而毕不了业的人很少。尤其是本科，被定位成了一个有过渡性质的前站：要么是进入社会的前站，学生在这里混个文凭，开始从“学生”向“社会人”转变；要么是深入学习的前站，通往考研、留学深造的准备之路，那才被认为是真的“学习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无论主观或客观上，大学都不免成为了一块“颓废”而“快乐”的土地。
主观上，在高考制度之下，应试教育还很严重，高考被视为“学习”的终极目标，而考上一所理想或不理想的大学，就是“学习”的终点了，无论这个结局满意或不满意，很多人都会在高考后因为失去目标而失去了学习的动力。客观上，大学重研轻教的体系，也纵容了学生的“混日子”。现在，整个社会都越来越注重第一学历，但好的大学，本科教育却也未必出色。大学里最好的老师通常都是博导，他们专注于研究、做项目，有些根本不给本科生上课，有些即使给本科生上课也根本没心思或者讲不好。本科生的老师，通常是新晋的“青椒”讲师们，无论水平高低、是否用心，都因为考核标准被困于论文数据中，没有太多精力认真讲课。毕竟，对于学校而言，有多少个博士点、多少论文，才决定了学校的地位和钱，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，而把学生教好却是很难量化的。
教育部提出以提升教学质量为方向的为大学生增负，是值得期待的。不过，需要避免增负不提质。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，基本学习负担都很重，而且学生的自我要求和对知识的渴求程度通常也都比较高，本身的自我增负一直存在。或者，像有些有硬性指标的专业，例如临床医学，尤其是专业排名较前的学校，学生从做实验到实习，基本没有“混日子”的空间。所以，在系统性改革的基础上，结构性增负或许更为有效。如果不做这些改变，直接一刀切地以降低毕业率来彰显大学的“严出”，也无法提高教育质量。
教育部的提法是合理增负，即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，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、拓展课程深度、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，真正把“水课”变成有深度、有难度、有挑战度的“金课”。这些都是具体而可操作性强的措施，但要落地，需要的是伤筋动骨的改革，仅以“水课”为例，背后就是大学教育评价制度打下的死结。
教育部提出为大学生合理增负，是下定决心提升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步。要打破大学生“混日子”的魔咒，光谈增负还不够，要回归初心，重返教书育人的本位，教育制度的深化改革必须跟上。要改变并不容易，但必须开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