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份盖有“大理市大理镇才村村民村民委员会”印章的《处罚关闭通知书》称，才村村委会对锦瑟客栈老板2月5日猥亵女客人事件进行了调查研究，经调查情况属实，该客栈老板行为严重损害了才村的旅游形象，对才村旅游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由于损害才村旅游形象的行为，根据才村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有关规定，经讨论处罚决定如下：永久关闭锦瑟客栈，并将该客栈老板驱逐出村。（2月9日《成都商报》红星新闻）
作恶者被绳之以法，受害者得到权利救济，这是我们愿意见到的最完满的结局，但这并不等同于，作恶者就该被“碎尸万段”、口诛笔伐。现代化社会逐渐由单纯地追求实体正义走向“实体、程序并重”；由惩罚社会越轨行为，增加了保障人权的任务。也因此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维护法治精神的意义高于对个案利弊得失的纠结，更何况做出个案利弊行为本身属于“违法”之举。
以法律而言，村委会由于宪法、法律赋权，使其具备行政主体资格，但其是否有权对客栈的关闭与否、对客栈老板的驱逐与否做出决定，定然是本案最为核心的话题。根据现行行政法体系，对依法做出的某一行政行为的处分权由做出该行为的行政主体享有。
本案中，客栈的经营权并非由村委会授予，因此，也就无法由其取缔。而涉及公民人身自由问题，法律的规定更为严苛，对行政主体有明确的限定，村委会显然不在其列。因此，毫无疑问，该《处罚关闭通知书》严重违法，根本不可能予以执行，成为一纸空文是必然。
而事实上，《处罚关闭通知书》的象征意义或许大于实际。该通知书是一种反映村民普遍怨愤的产物。其实表露的是村民对客栈老板行为的极度不满，将它理解为一种道德层面的声讨，一点也不为过。面对恶劣行为，村民集体声讨，村委会表表态度，这本来无可厚非。但以一种“官方文件”的形式，有模有样地下发，则实在不妥。毕竟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，不能任由民愤发展，纠纷解决应当采取合法、合理的方式。而这种所谓的代表民意的“处罚通知书”，对客栈老板来说，未必彰显公平、公正之原则。
以道德声讨绑架法治精神，违背了社会进步的根本要求，只会促使“非黑即白”这种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出现。任何社会规范，都讲究一个“度”字，惩罚的种类和程度与其过行相应、与其主观恶性相应，过犹不及的道理早该深入人心。这不仅是法治精神的要求，也是整个现代文明的要求。
而这份通知书暴露的另一个问题，不得不引起重视。该村民自治组织行使权力，为何如此任性？其行政行为为何不讲法律？村民自治与乡村民约的实际效力又作何理解？村民自治是中国行政法体系中的一大特色，覆盖面也颇为广阔，特别是在法治中国现代化进程中，在如何继续行使好村民自治权、规范权力、保障救济等方面上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（千龙网香山评论特约评论员 林曦）
新闻细读：大理才村村委会发文：驱逐猥亵女游客客栈老板
律师认为，“永久驱逐”的说法更为不妥
